南京市秦淮区司法局

 

秦淮区地处南京城南老城区，各类征地拆迁矛盾纠纷逐年增多，两年多来，我们坚持以“依法调解、有情操作、确保稳定”为原则，区调解中心共受理拆迁纠纷350起，调结210起。8200多户拆迁对象无一例因拆迁矛盾而引发集体上访和非正常死亡事件，特别是在去年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未发生一起因拆迁矛盾赴省、进京上访事件。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社会治安安全区”。

一、服务发展，调解理念体现全局化

近几年来，我们始终围绕建设和发展这个大局，准确定位，超前谋划，努力找准服务发展、服务建设的最佳结合点。

树立调解工作出生产力的理念，增强贴近度。征地拆迁是各级党委、政府抓发展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我们坚持跳出调解抓调解、围绕发展抓调解、服务建设抓调解，把征地拆迁一线作为调解工作的主战场，主动下移重心、延伸触角，更加紧密地贴近建设、贴近拆迁，全方位、全过程参与城市征地拆迁矛盾纠纷的调解，努力做到征地拆迁推进到哪里，调解工作就服务到哪里，调解工作覆盖了全区所有的拆迁工地，充分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

树立调解工作出稳定力的理念，增强和谐度。抓拆迁是抓发展，抓好了就是政绩；抓调解是抓稳定，抓好了也是政绩。针对征地拆迁矛盾纠纷群体性多、反复性大、冲突性强的特点，我们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积极为征地拆迁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充分发挥了“稳压器”的作用，实现了“平安拆迁”、“和谐发展”的目标。

树立调解工作出向心力的理念，增强亲民度。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把依法依政策调解与向困难群众、弱势群体适度倾斜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积极争取群众理解支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增加群众的理解度、信任度和满意度，充分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

二、全程介入，调解过程坚持无缝化

拆迁工作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全程介入、全线覆盖、全面调处，做到调解工作与拆迁工作步步相伴、环环相扣、层层跟进。

拆迁前重在造势，着力营造法治氛围。坚持将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纳入经常性法制宣传内容，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和各种宣传渠道，广泛宣传拆迁政策法规，及时为群众释疑解惑，最大限度取得群众理解、支持和配合，积极营造有利于拆迁的良好氛围。针对出现的“拆托”等新情况，及时展开专项法律宣传整治活动，发放一封公开信，从法律政策的角度阐明“拆托”的性质和危害，耐心做好拆迁户的说服教育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拆迁中重在预防，全力化解矛盾纠纷。重点把握三个方面：一是信息预警在先。我们在征地拆迁一线设立民调信息员，坚持信息摸在先、工作做在先、预案定在先，确保矛盾纠纷能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二是法律服务靠前。在每个拆迁现场，我们都选派“四懂一会”（懂政治、懂法律、懂政策、懂业务、会做群众工作）的干部组成专门的调解小组，直接介入矛盾纠纷的调处，负责拆迁现场的法律咨询、家庭析产、裁决推进、公证保全等法律服务工作，把工作职能延伸到拆迁一线，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拆迁一线。三是强拆保障到位。在强拆前，我们牵头组织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拆迁双方当事人意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做工作。强拆中，调解中心全力介入强拆全过程，坚持边强拆边调解，讲政策、讲法律，减少对抗性和危险性。

拆迁后重在疏导，努力做好善后工作。拆迁结束并不意味着调解工作的结束。一是一些被强拆户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反复制造矛盾；二是一些已经签约的住户以补偿偏低为由，不肯交房，形成新的纠纷；三是一些已经拆迁完毕的住户由于受政策变化，要求按拆迁征地新政重新补偿或解决生活问题；四是一些拆迁户由于偏听偏信某某户超政策补偿安置的传闻，提出新的不合理补偿要求。为防止矛盾反复，形成新的集访和恶性事件，我们以维护政策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为原则，以“两个绝不”（绝不因为解决遗留问题而引起已搬迁户的反弹，绝不因为解决这一地块的问题而影响其他地块的拆迁）为要求，以思想疏导、政策劝导、法治引导为形式，综合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逐步打消他们不切实际的无理要求，引导他们步入理性的、法治的轨道上来。这几年，我们已成功调处了红花街道部分农民征地带劳集访案、纬七路拆迁居民超期安置集访案等一大批案件，妥善解决了拆迁的善后问题。

三、创新方法，调解手段突出多样化

我们结合拆迁工作实际，以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和规范性为目标，积极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办法。

一是法德并举。为要顺利解决征地拆迁矛盾纠纷，我们一方面把依法调解作为根本，作为生命线，凡事以政策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向被拆迁居民公开适用的拆迁法规，讲明政策，绝不乱开口子，绝不提高标准，绝不突破底线，保持拆迁政策的延续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把以德调解作为责任，作为稳定线，明确了确保广大老百姓“有饭吃、有房住、有出路”的“三个有”目标，坚持从群众最难的事入手，贴近弱势群体所需，贴近当事人所需，贴近稳定工作所需，充分发挥民政帮扶、社会救济、就业扶助等体系和街、村居组织的作用，通过进低保、介绍工作、解决入学等方法，主动关心孤寡老人、下岗失业、残疾特困等弱势群体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东水关公园的拆迁户樊某被强拆后，一直以死相拼，考虑到其夫妻两人无业，无生活来源，我们帮其协调了一间门面房让其承租，使其生活有了保障，樊某很快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二是专群结合。一方面采取专业化疏导的办法，聘请了一批法学专家、拆迁资深人员、熟悉政策法规的部门负责人、会做群众工作的老同志担任首席调解员，参与征地拆迁重大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对具有固执、偏激等不良心理倾向的群众，进行心理疏导，钝化矛盾。在处理响水桥征地后群访事件中，关键人物陆某情绪极为激动，工作难做，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我们邀请心理疏导专家帮助做解释说服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采取群众性工作的办法，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通过拆迁户的亲戚、同事、朋友、子女的教师、老领导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做说服教育工作，形成围绕拆迁户强大“劝说网”。对华兴地块一户拆迁过程中，调解中心会同街道的同志，专门赴长沙做其女儿的工作，经过其女儿的劝说，得以及时搬迁。

三是软硬兼顾。既立足于依法进行强拆，形成强大的态势，以强拆带动搬迁；又立足于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以千言万语促动搬迁。通过生病时送鲜花、生日时送蛋糕、节日时送问候，拉近调解中心与拆迁户的距离。两种措施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硬措施硬到事半功倍，软措施软到恰到好处。李某是拆迁“钉子户”，在依法进行行政拆违时，李某爬上房顶，身上浇上汽油来对抗执法。区领导与政法部门负责人联合做工作，当事人慑于强大的高压态势，当晚就主动与拆迁单位达成了搬迁协议。

四、整合资源，调解力量实现综合化

解决拆迁矛盾纠纷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整合资源，形成多种调解主体协同作战，各种调解方式多管齐下的联合调解合力。

首先是整合领导资源。多年来，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明确由书记、区长负总责，分管书记、区长负直接责任，其他常委、区长分片负责，切实做到主要领导带头抓调解，分管领导形成合力抓调解。全面推行“一岗双责”制，每位领导既要抓好分管范围业务工作，同时也要抓好分管范围内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实行区领导包案负责制，拧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征地拆迁及其他领域出现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区领导分头负责、包案处置。两年来，包案领导已经解决征地拆迁集体纠纷100余起，个体矛盾20余起。

其次是整合执法资源。一是发挥宣教职能。由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律师组成“四位一体”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组，深入拆迁一线，深入群众家中，进行法制宣传，引导群众依法维权，有序上访。二是发挥专业职能。出现过拆迁户爬上塔吊、扬言自杀事件，我们与街道、劳动、公安等部门做好现场说服和救援工作，同时区司法局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专业职能，现场承诺为该拆迁户提供法律援助，引导其依法维权，街道、劳动、民政等部门也给予困难帮扶，避免了一起可能引发的恶性事件。市委罗志军书记对此专门作了批示：这种多方合作，共同维护社会稳定的做法，值得推广。三是发挥打击职能。打击少数，严惩首恶，就是教育多数，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合法利益。在东西长干巷、响水桥等拆迁中，果断采取措施，对极个别挑头人物、核心骨干依法告诫、传讯，孤立极少数，争取大多数，及时消除部分群众不切实际幻想。

第三是整合社会资源。制定《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听证和社会评价程序规则》，对影响较大、涉及当事人较多、争议标的较大或久调未决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依当事人或相关部门提出，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进行调解。有位拆迁居民因拆迁补偿问题长期上访，我们专门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专家、群众代表召开听证会。会上，该居民和拆迁部门各陈其由，与会人士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形成共识，一举解决了长达一年多的缠访、闹访事件。两年多来，我们主持召开了近300场征地拆迁听证会，80%以上的纠纷得以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