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中国新时期发展的总目标。现代化的中国亦必然需要现代化的中国监狱制度，构建现代监狱制度，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基于我国监狱不断发展的现实，构建现代中国监狱制度，正为理论和实践的热门话题。但是，构建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并不是一个基于现实监狱制度和实践的一种简单的概约性架构。构建现代中国监狱制度，是基于对现代监狱制度的应然和未然的全面思辨的基础上的一种理性活动。本文就是以这样一个视角，对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构建，作一理性的思考。

　　一、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语境分析

　　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之现代，是指即时性或当代的中国场域下的时间性概念，还是特指现代性，或是现代化，这是构建中国现代监狱制度面临的首要之语。因为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所构建的监狱制度，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量的变化，还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质的变迁，或者说是一种由传统的断裂。

　　当前，我国监狱实践中，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即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从创建的评价内容看，主要是立足于现实条件下的监狱器物态、组织态和传统监狱制度下的制度态的评价，其现代之意应是特指即时性下的中国监狱场域下的时间概念。张晶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监狱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书中，对现代及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有具体诠释。[1]他所主张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监狱制度”，是以现代监狱制度理念为动力源的渐进嬗变的过程，因而，其所言称的现代监狱制度之现代的意蕴，实际上更指称的是现代化，即现代性之过程。陈向阳先生执行主编的《中国监狱现代分类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中，认为现代监狱分类制度是现代监狱制度的组成，并把现代分类制度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2]现代分类制度是现在的实然做法。

　　从我国目前监狱学理论及实践看，我以为，所谓现代基本上可归为以下三种意蕴：

　　一是现代，一个相对传统而言的范畴概念，更接近于一个对现实即时性认识的时间指称。

　　二是现代化，一个基于传统，通过监狱理念的嬗变，而在传统内进行量的变革演进的现代性过程。

　　三是现实性，一个基于传统，立足于即时性条件的一种实然活动、实然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说是指传统的内在量的变革演进的现代性过程之一。

　　构建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之现代，无疑是一个涉及到时间、场域、活动、过程或趋势的概念。但是，如果说构建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从构建的本身而言是一种理性活动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要对现代的应然及未然进行分析。构建的理性，即对现代性的认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或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认识。

　　什么是现代性，人们从不同知识域，可能有不同的见地。但现代性更主要是一个社会学的或哲学上的语义。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吉登斯进一步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数变迁都更加意义深刻。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4]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涉及若干要素，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的范围上。当全球的每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巨变的浪潮实际上已席卷了地球的整个层面。第三，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5]“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与包含在时——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disembed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6]“与其他事物相比，现代性意味着观念将扮演新的角色——这是因为国家为了自己的功效而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因为它朝一致性的显著趋势（在纯洁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它‘文明化’的使命和革新信仰的利忍，也因为它试图使处于边缘地带的阶级和地区与政治体中生产观念的中心地带产生紧密的精神联系。”[7]

　　上述引用的目的，在于为我们认识现代性的本质、现代性与传统社会形式的关系。简单地说，现代性最初源于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随着市场扩张，使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中的公理性文明，以及与这些公理性文明相适应的社会多领域的变革，对全球各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等所产生的影响。从现代监狱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考证，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监狱制度之现代性所在。贝卡利亚对罪与刑的人性呼唤，龙勃罗梭的救治模式的提出，到霍华德监狱改革，边沁的圆形监狱设想，刑事社会学派的康复模式的提出，到1870年纽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监狱大会，及会议宣言所确认的不定期刑、实行犯罪人分类管理制度、推行矫正方案和假释制度等矫正基本原则，使文明、科学、人性等行刑和矫正制度，对世界多数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而易见，现代监狱制度，是通过对传统的刑法、刑罚、行刑和监狱等多层面的反思，以及知识的不断反思，通过世界性大会等形式对世界各国监狱的器物态、制度态、组织态、功能态和精神态（理念）产生巨大影响，共趋于文明、人道和科学的态势。

　　二、现代监狱制度的制度维度分析

　　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现化、现代化和现代性具有不同的语义。现代可以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时间语义，或是一个即时性的语义，即时性语义中，可能包含着现代性和现代化。现代化则主要是过程和程度，包括实然的活动——社会秩序的定序和不断的反思再定序。现代性是全球性的影响，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及秩序等在影响下的变革、重构和变迁等的趋势。但就此理解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还远不够。这里，我们将通过对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的分析，进一步理解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语境。

　　自由经济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维度。自由经济的发展导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称其为具有划时代意义。所谓的划时代意义，正是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传统走向现代。当法国资历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它对欧洲仍至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自由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它要求政治、社会生活诸结构，能给予自由以更大的空间，为此，民主政治、社会诸领域，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和客观要求重构。这种重构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活动。这种理性的内核，作为意识形态、文明的精神或文化，又随着市场的扩张，渐渐使时间与空间分离、脱域，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断裂、重构、变迁、转变等成为全球性的活动。这不仅是形式上的，也包括内核上的，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事，也是个人的事。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维度，及它的特质，现代性可能是不存在的。

　　监狱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制度态、器物态（国家的物质附属物）、组织态和功能态，亦必然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变迁或变革、重构，使其能适应，并与其它社会诸领域的发展相协调、相适应，呈现同态发展的大势。可以说，监狱由传统走向现代，其现代性离不开市场经济这一制度维度的。现代监狱的发展是伴随着人性而不断发展的，而人性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客观规律在伦理上的反映。

　　中国监狱由传统走向现代，事实上已经历或正经历三次机遇。

　　第一次是清末。当西方用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将市场扩张到中国时，西方以中国传统监狱的野蛮、残酷及非人性为藉口，谋求在租界设监，“结构决定着功能，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结构，而功能作为二者相对敏感的因素，对于外界环境条件变化的反映，是可以经常作用于结构的。”[8]清政府为了不给西方列强口舌，认为：“东西各国的囹圄之良窳、觇政治之隆污。日本能撤去领事裁判权，首以改良监狱为张本……一切规模自宜参酌东西洋办法，以示文明于诸国，为后日撤去裁判权及抵制租界监狱地步。”[9]外力的推动，清政府的监狱改良运动不得不为之。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维度，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超稳定系统的改革，总是以社会大动乱为前提的。但当危及人民生存的基本要求，使人民必须在毫无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选择社会前景。这种选取，往往不是‘新’与‘旧’的之间进行，而是在‘乱’与‘治’之间进行。”[10]使这种改良只能建立在托古改制的基础上。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现代性已经呈现，它启蒙了一批中国的思想家，使他们成为改良主义的先驱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改良运动，使中国监狱有了一定现代的形的改变，但由于缺乏核的质变，使中国监狱未能走向现代。

　　第二次是新中国的建立初期。学习和模仿苏联模式，成为这一时期的时尚，监狱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监狱的这种学习和模仿，是极其有限的，更多的是本土资源的构造。既使刻意学习和模仿，由于同苏联一样缺乏市场经济制度维度，加之国门的封闭，监狱政治附属物的认识，现代性已难以发挥作用，监狱基本上是在传统的基础的延续。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是造就了一种口号，监狱并未步入现代之列。

　　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正是我们正经历的一次机遇。许多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中国的转型。事实上，这一认识，正是基于中国由此而开放；由此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建立市场经济；由此使中国在加入WTO，由经济纳入全球化之中的同时社会多领域亦同全球化。划时代，即中国由传统开始步入现代。这里我们亦不难发现现代性断裂所需要的因素。在中国步入现代之时，实行追赶式现代化之时，在谋求社会的整体发展之时，监狱的发展亦成为其中一项具体的任务。在这一追赶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凸现，监狱也不能例外。现代性使中国监狱必然要发生多层面的变迁、转换、构建。这正是当代中国监狱理论和实践，提出构建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命题的原由。当命题的提出，在现代性面前，我们确又面临着诸多矛盾，使构建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艰难选择之中。

　　三、现代性与中国特色分析

　　市场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处于培育阶段，它对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等诸领域的要求尚不突出；由于初入全球化之中，世界性的浪潮才刚刚扑面而来，仍处于一个全球性的初步整合期，现代性不明显。中国面临着现代性的启蒙和跨越的选择；面临着演化与重新建构的选择。长期沉淀的传统及惯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政治价值的首要取舍等，在现代性面前，往往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文明纳入世界文明之中，不能把一国政治文明纳入人类的共同文明之中，现代化必然受阻。

　　“现代性，从其全球化倾向而论，是一种特别的西方之物吗？非也。它不可能是西化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和全球意识。”[11]世界文化是由不同价值的文化组成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对现代性这种制度做出多种反应是可能的。”[12]因而，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时，中国特色完全有理由存在。实际上，中国特色同样是现代性的结果，它是西方文明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但是，中国特色绝不是拒绝现代性的挡箭牌，也不是标签。

　　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一方面它必须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发展，与社会的整体变革而变革。“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 ……。”[13]因而，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构建必须是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和变革同态；必须是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必须是面向未来的。仅对以往的经验无法构建现代化，更不是中国特色。同样，仅提出中国监狱现实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而以解决问题的方案为内容，对未来进行描述，也不是现代中国监狱制度的构建。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监狱的现代性已露峥嵘。张苏军等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监狱发展的宏观战略进行了构画；张晶等以理念转变为核心内容的启蒙。由传统走向现代，无疑需要知识的反思和启蒙，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谓变革，归根结底也就是思维方式的不断更迭、演变。”[14]当代中国的转型同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一样，不可能从传统中寻求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现代监狱的改革和发展是伴随着监狱的人道而发展的。而“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学说。”[15]人道又是市场经济在伦理上的价值要求。在现代社会，人道是监狱不可或缺的价值蕴涵。罪犯是人，罪犯是人类中一员，在这一前提下，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放眼世界和未来，中国监狱的转型亦必然依此为核心，并依此使监狱制度重构。

　　站在全球化的角度，重构中国监狱制度，并不是要否认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现代性与中国国情状态下的一种价值取向的结合，并又能融入现代性之中。如果说“监狱是社会的一种隐喻性的文化符号”，[16]从文化角度而言，是世界文化与中国自我价值体系下的文化的结合，又最终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呈现出现代性，即全球化的趋势，才能是中国特色。

　　这里可以得出一简单的结论，中国监狱的转型需要现代性；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构建必须是现代性的；中国特色也是现代性的。

　　四、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构建模式及途径分析

　　前面已提出，在现代性面前，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构建模式，是演化还是重新建构。我们主张渐进即演化的模式。这是因为中国监狱制度的发展，必须与社会整体发展同态，在市场经济制度维度尚处于渐进的培育发展期，且这一时期也许还很漫长。重新构建是必要的，但是，通过重新构建，跨越市场经济制度维度在一定时期的客观要求，不仅缺乏现实性，也是有害的。在人们对现代监狱制度尚处于朦胧态时，在还缺乏系统理论的理性时，跨越必然导致无序。当然，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有启蒙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在注重现代监狱理念的启蒙的同时，首先要在启蒙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现代性的监狱理念，在启蒙的同时，还必须要有实然的进程，或者说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内在量的重新构建而达到质的重新构建，并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推进质的重新构建，但这里所指的质变，并非不同社会制度形态下的监狱制度的变迁，而是特指现代与传统而言的质变。这里所指的进程，是指下列为内容的演化：

　　法治化。法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点。监狱行刑是法律活动，实现着法律的职能，因而，它必然要通过完备的法制，由政治工具的附属物向国家的物质附属物转变。“现代文明社会，监狱已经成为专门刑罚执行机关，是通过‘惩罚与规训’维护社会秩序和强化国家权威的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国家公共权利与公民个体权利的均衡原理是现代宪政理论的基本原理，这一宪政理念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监狱也不例外，……尽管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公权力场域不可能苛求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体权利的完全均衡，但也应当实现监狱惩罚改造权与罪犯基本人权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均衡，”[17] 监狱权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并在法律的运行机制内运行，才能实现这种均衡。没有法治，可以说就没有监狱的现代问题。因而，积极推进监狱的法治化，是中国监狱走向现代的重要维度。法治化是现代监狱的理性基础。

　　科学化。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的中国需要科学的启蒙，在今天亦同样。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监狱的发展也不能例外。正如菲利所言：“这类机构的管理必须是科学的，对于罪犯的矫正也必须是科学的，……我们必须对这些机构进行科学管理，……以施以人道待遇。……科学将正为那些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的隔离机构的最高、最仁慈的管理者。”[18]科学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程度，就是要求监狱不断探求和揭示行刑和改造的内在规律，通过现代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组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运作模式，追求最佳的改造效果。

　　社会化。“离群索居的人决不能算是处在正常的状态，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又不能满足自己的真正的需要。”[19]“监狱，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使罪犯成为脱离动态的社会关系而成为孤立的狱中之囚。罪犯本身就是由于社会程度不高而实施犯罪的，而此时，将其关入监狱，无疑是在阻止其社会化的提高。因此，监狱无论以何种人道的面貌出现，但它受到批评是必然之事。”[20]监狱的社会化是法律社会化的结果；是监狱功能和目的的社会化；是监狱对自身封闭的器物态的一种补救措施。罪犯的一切处遇及处遇过程，必须以罪犯的再社会化为内容和目的，而不为以监狱的需要为内容和目的。它要求监狱的制度态、器物态等，完全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它要求监狱必须使罪犯尽可能的处于一种社会化的环境下矫正，社会全方位参预矫正之中。无疑，社会化既是法治化的结果；又是科学化的表现；也是监狱走向现代文明的评价尺度。

　　个别化。“不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论社会环境是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个人的行动始终是具有个性的。环境只有通过个人体系或人格才能在个人行动中反映出来。……如果社会不能满足它的成员的个人人性需要，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够持久。”[21]个别化是监狱以满足罪犯个性需要为内容的一种现代矫正制度。它是人道化和社会化的具体体现。但这种个别化又是在监狱分类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认识罪犯，对罪犯进行静态的和动态分类的基础上完成。科学认识罪犯和罪犯的静动态分类，是个别化的科学基础。这种个别化又具有系统性，是法律、量刑和行政（改造）个别化的综合。从监狱功能结构上而言，现代性使个别化成为最具分化和整合的因素，由此成为现代监狱制度的基本框架。因而，基于现代性，推进个别化，是中国监狱转型的最直接的标向杆。

　　人道化。它是现代监狱的基本价值意蕴，是现代监狱的特质；是法治化、社会化、科学化和个别化的内在伦理要求和现代监狱文明的精神内核；还可以说是现代监狱的现代性的支点。人道化的核心是人性，就要求制度的构建和具体矫正方案的设计，必须符合人的本性。这种人性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也表现在精神上；不仅表现在肉体上，也更是人格上的。它具体包括着公平、公正、平等、尊重人的尊严、善待权利等具体内容。推进中国监狱的转型，必须以人性为起点，以人道为目标。

　　法治化、社会化、科学化、个别化和人道化的进程，是现代性的必然。

　　继承，作为中国监狱现代化演化的途径之一，人们基本上已无争议。但在移植的问题上，人们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文明日趋混一的时代，……纵观各国，善于吸收与融合外来民族文化的文明则兴旺，则久存。文明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22]因而，移植世界现代监狱制度中的文明，不失为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的途径之一。

　　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构建还涉及一个动力机制及动力源的问题。一般认为，社会的改革和监狱自身的改革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的动力源和动力机制。事实上，这是继承和移植的前提，但也不排除它的动力性。如果说改革是一种内源性的动力和动力机制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所涉及的三个要素，以及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则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的外源性动力和机制。外源性动力及机制将加速演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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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监狱狱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张晶著海潮出版社北京 2001年版第40-41页。

[2] 《中国监狱现代分类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执行主编陈向阳金城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1版第135页。

[3] 《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0年第1页。

[4] 《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0年第4页。

[5] 《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0年第5页。

[6] 《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0年第14页。

[7] 《现代性与大屠杀》（英）鲍曼著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2年版第58页。

[8] 《摇篮与墓地》陈越光陈小雅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1985年版第134页。

[9] 《中国监狱史》薛梅卿主编群众出版社北京 1986年版第194页。

[10] 《摇篮与墓地》陈越光陈小雅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1985年版第131页

[11] 《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0年第153页。

[12] 《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0年第153页。

[13] 《现代性的后果》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2000年第155页。

[14] 《摇篮与墓地》陈越光陈小雅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1985年版第33页。

[15] 《刑法的价值构造》陈兴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2000年版第431页。

[16] 《法学家茶座》主编宫本欣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辑第99页。

[17] 《法学家茶座》主编宫本欣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辑第100页

[18] 〈实证犯罪学〉（意大利）菲利著郭建安译罗典荣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 1987年版第52-56页。

[19] 〈皮佑文集〉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北京 1985年版，第32页。

[20] 〈西方刑罚功能论〉钟安惠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北京第94页。

[21] 〈社会学是什么？〉（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著陈观胜李培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0-94页。

[22] 《摇篮与墓地》陈越光陈小雅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1985年版第134页。